解密高陶事件

句容历史解密网 2020-03-14 14:06:49

解密高陶事件:陶希圣如何冒死逃离日汪集团

1940年,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,与汪精卫签署“汪日密约”。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“和平”运动,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“和平”谈判。过程中,高、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“和平”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。1940年1月3日,高、陶二人脱离汪组织,逃离上海抵达香港,在《大公报》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。

日汪谈判:汪精卫“我签了字,不过是我的卖身契”

一九三九年秋天,汪精卫带领陈公博、周佛海、梅思平等几人,自重庆出走,经过河内,到达上海,试图与日方举行和平谈判,尽快结束中日战争。我的外祖父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,但是滞留香港多时,犹豫不决,可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,也到了上海,参加中日谈判。

战争初期,日本军阀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。可是开战一年多之后,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,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,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,采取诱和攻势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,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,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,均遭到蒋委员长的严辞拒绝。可是汪精卫认为,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。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,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东京,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,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。这个影佐祯昭在日本侵华初期任驻华使馆武官,后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,升为少将。

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,日本与汪精卫的谈判,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正式开始。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、犬养健、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,汪方代表是陈公博、周佛海、梅思平等,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。那时我的外祖父还滞留香港,直至将近年底,他才到上海,补为汪方谈判人员。谈判会议上,日方分发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》,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。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,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以及近卫声明的宗旨,汪方代表颇感意外,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,曾经屡次发生争论,外祖父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。

汪日双方十天开了七次会,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,日方毫不让步,以为已经吃定汪方,不论同意与否,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。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继续,日方仍坚持强硬立场,软硬兼施,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,并要求在年底签约。外祖父数次提出,因为身体不适,请求退出会议谈判,都被汪精卫婉言留住了。

外祖父自港抵沪之后,最初住在虹口,两三日后与汪精卫、周佛海、梅思平等一起,从虹口搬到沪西愚园路。当时上海沪西,是公共租界区域,日军占领之后,派宪兵戒备,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来这里执行警务,成了日本的地盘。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楼房不多,但都很讲究,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。巷内左侧是汪公馆,右侧是陈公博公馆。弄底三栋楼房,分住周佛海、梅思平,和外祖父。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,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,一方面也软禁这几人。

住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,因为是单身,外祖父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。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,早点完毕,汪夫人陈璧君留外祖父谈话,要外祖父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。次日早餐,陈璧君告诉外祖父,她把外祖父的解释转告汪先生,她一面讲,汪先生一面流泪。汪先生听完后说,日本如能征服中国,就来征服好了。他们征服不了中国,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。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,中国是我卖不了的。我签了字,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。他们夫妇商量,搬出愚园路,到法租界去,然后发表一个声明,停止一切和平活动,立刻转往法国。

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,影佐祯昭立刻来见汪精卫。汪精卫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,汪精卫说一句,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,记到最后,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。待汪精卫讲完,影佐说:我协助汪先生迁居,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,然后我立刻回东京,报告近卫首相,请求他出面干涉。那天法租界真的出动二百名巡捕,准备保护汪精卫迁居。但汪精卫没有搬家,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。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,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,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。他说: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。外祖父很不以为然,告诉汪精卫,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。但汪精卫相信了日本人,外祖父便晓得大势已去。于是他写信去香港,要家人来上海团聚,可以把他从愚园路搬出来,躲开汪精卫周佛海的眼皮。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,在环龙路租了房子,外祖父搬来,有了一点自由空间。

汪日之间除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之外,还有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》、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》、《秘密谅解事项》等八份文件。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,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,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。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,下至矿业,上至气象,内至河道,外至领海。从东南至西北,一切中国的权益,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,日本军阀是要吞并中国,灭亡中国,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。

而且在跟影佐机关的谈判中,外祖父也发现,中国存亡之关键,还不仅仅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、内蒙、新疆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海南等六个地带,或决定于日军控制中国的方式与压迫剥削的程度,更在于日本与苏俄一起瓜分中国的图谋。日本预计,以潼关为西面界线划分中国,拿新疆、西北、华西、西南与西藏做饵,骗取苏俄合作,瓜分中国。于是外祖父有了逃离上海,脱离汪精卫的念头。

陶希圣、高宗武,秘密决定逃离上海

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新星,高宗武本来跟周佛海一起策划,最早把汪精卫“和平运动”的想法提交给日本方面。但从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,高宗武与周佛海就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权,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由于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影响,高宗武便开始被疏远起来,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。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,对“和平运动”也不再热心了。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,人们还在热烈庆贺耶稣圣诞之中。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,听取谈判报告,审查全部文件,然后宣布谈判结束,全部接受日方条件,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签字。外祖父立刻明白了,如果他不签字,只有死在上海。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,就做了卖国的汉奸,比死更可怕。

回到家里,外祖父闷声不响,垂头丧气。下午三点多钟,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,两人关了门密谈。外祖父告诉高宗武:我听说,他们早已监视你,现在你有生命危险。高宗武说:我们走了吧。外祖父说: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,靠得住,能帮忙接应。高宗武说: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。外祖父说: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,我跟他有一面之交,估计他会伸援手。高宗武说:杜先生也在香港,我这就去办。外祖父说:小心,小心。然后高宗武匆匆告辞,茶也没有喝。

当时中国还有些人,对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,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,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。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两人,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,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。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会更坚强,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抗战。外祖父想,如果他们这样做,能对国人敲响警钟,唤起警觉,也算悬崖峭壁,将功补过,却不知能不能抵销脱离重庆政府的罪过。但当时情势,外祖父顾不得考虑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,他只想逃出上海,逃离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的危机

解密高陶事件

第二天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,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更不去愚园路开会。汪精卫不放心,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,给外祖父检查身体。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,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,报告汪精卫,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。十二月三十日双方签署密约,外祖父没有到场,所以没有签字。一月一日元旦,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,沿家拜年。外祖父到汪府,进门刚坐下,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。外祖父说:我是抱病拜年而已,这几日头痛得很,笔也拿不住,最好现在不看文件,不谈公务。陈璧君不答应,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,见到外祖父说:此刻不必勉强,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。这算是救了外祖父,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。

外祖父回家后,派母亲出门,单身一个,摆脱七十六号特务的跟踪监视,跑到高宗武家,递交一信,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,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。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,说明他将立刻着手,对日汪密约照相,以备带到香港,公诸于报端。

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几日,外祖父和一家人,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,等待香港通知。那不是一场儿戏,上海由日军占领,戒备森严,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,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,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,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。

元月三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,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,有人接应。外祖父借口看朋友,两手空空,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。当时的华懋饭店,有九层楼房,很气派,正门上面高出两层,有个高高尖顶。没有多少人进出,里里外外的人都是西装革履,昂头挺胸。外祖父下了车,从前门走进去,穿过门厅,走到后门,迅速穿出,飞奔到马路边,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,疾驰十六铺码头。

那里早安排好了接应人员,把外祖父领入船舱,紧闭舱门。不多时,轮船起锚,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。到达香港之后,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,联名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,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,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,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,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。

这就是史称的“高陶事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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